“这次在上海国际电影节期间，我五天之内要看12部参赛片。这让我好像找回年轻时的感觉，那时我常常一天要看两三部电影。”

第27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已临近尾声，不过今年金爵奖主竞赛单元评委会主席朱塞佩·托纳多雷（Giuseppe Tornatore）的脸上，却没有显出持续多天审片带来的疲倦，甚至相比开幕之后的评委见面会时，69岁的他显得更精神奕奕。

托纳多雷在《天堂电影院》放映之后的大师班上。

之前在评委见面会上，托纳多雷说上海国际电影节曾多次向他发出邀约，很高兴今年终于成行。我们理解他的姗姗来迟，毕竟罗马到上海距离8900公里，而意大利人与生俱来就带着怀乡病，不肯离故土太远。从这一点上来看，上海国际电影节是幸运的；更幸运的是抢到6月20日《天堂电影院》晚场票的观众，他们得以在托纳多雷与著名策展人、电影史学家也是他的老朋友马可·穆勒的大师班对谈现场，聆听他讲述独属于他的“天堂电影院”从何而起，又如何最终化成银幕上的悲喜聚散。而现场观众热情踊跃的提问，以及关于看了九遍或五遍《天堂电影院》的自剖，也引得他笑声连连。

上午上课，下午当放映员

托纳多雷说，“我的电影总是在讲述我人生的某个部分。”所以，他的故事就要从西西里岛巴格里亚小镇上的童年讲起，从他跟小托托差不多年纪的时候讲起。

《天堂电影院》剧照

“我记得自己第一次踏进电影院的大门，大概是六七岁的时候。当灯光全都熄灭，四周霎时一片漆黑后，银幕上赫然显出人物的大特写。在还是孩子的我看来，那就像是巨人一样。我不禁问自己：这些巨人究竟从何而来？我看看银幕，又盯着银幕边上的侧门瞧着，想他们或许是从那里进来的。可奇怪的是，中场休息的时候，当灯光重新点亮，巨人又消失了。”

“当时的电影院里还是可以吸烟的，整个影厅里烟雾弥漫。我看到一道亮白色的灯光穿透烟雾，直射到银幕上。顺着灯光，我发现它来自影院最后方的一扇小窗。只要这道灯光在动，银幕上的巨人就会跟着动。于是，我明白了，电影的秘密就藏在那个小窗的背后。”

“大约是在我9岁的时候，我越来越好奇放映室里到底是什么样。”托纳多雷说，“我认识的第一个放映员，他既有一份电影放映的工作，同时还是一位摄影师。他教我放电影，也教我如何摄影。可以说，他就是《天堂电影院》里阿尔弗雷多的原型。”

托纳多雷认识的第一位放映员就是《天堂电影院》中阿尔弗雷多的原型。

“其实9岁的时候，我已经在用8毫米摄影机拍东西了。而到了14岁开始当放映员时，我会一边放电影，一边观察胶片，思考两个画面是如何连接起来的。我还会带上自己的8毫米机器，在那里放映我拍的东西。就是通过这种训练，我学会了如何剪辑。说到这里，我想跟所有学习拍电影的年轻人多讲一句：剪辑真的非常重要。我拍《幽国车站》时，整个后期剪辑工作都是自己完成的。”

《天堂电影院》剧照

“总之，那时我的日子过得十分充实，上午上课，下午放电影，暑假还去给人拍照片，赚零花钱。实际上，后来成为导演之前，我当了很多年的摄影师，给意大利电视台拍了不少纪录片。”

除了电影之外，托纳多雷也热衷政治，曾是个经常参加工会集会的热血少年。日后，他的第一部重要作品、电视剧集《被称为教授的男人》就是关于黑社会与政治的勾连。经过重新剪辑之后，这部作品成为托纳多雷的第一部剧情长片。

《被称作教授的男人》剧照

“我在政治方面的影响来自我的父亲。他是我们小镇的官员，所以我从小就听周围人讨论各种议题，比如女性的选举权等。”甚至，托纳多雷与日后成为他重要伙伴的配乐大师埃尼奥·莫里康内（Ennio Morricone）的“相识”，也离不开政治。

莫里康内（左）与托纳多雷

“当时，我还是个小青年，在工会集会现场负责放音乐。通常情况下，这类集会都会放那种很激昂的背景音乐。但当时，我刚刚看完左派导演吉奥里亚诺·蒙塔尔多（Giuliano Montaldo）的《死刑台的旋律》，很喜欢这部电影，也很喜欢里面的音乐和琼·贝兹的插曲，就去买了原声磁带，于是便认识为这部电影做配乐的莫里康内。当天工会集会，我就在现场放了这盒磁带，让琼·贝兹的歌声和莫里康内的音符在广场上飘荡。这也是我人生中第一次采用他的音乐。”

放映机的葬礼

初看《天堂电影院》，会以为它出自一位资历颇深的导演之手。就像是片中回到故乡参加葬礼的那位一样头发花白，在拍完各种故事、参透人情世故之后，决定追忆自己电影人生的原点。其实，《天堂电影院》只是托纳多雷的第二部长片，完成时，他才32岁。虽说如此，他在大师班上透露，在托托和阿尔弗雷德的故事变成胶片之前，已经在他脑海中徘徊了十一年之久。

《天堂电影院》剧照

“我一直在构思这个故事，所以一旦当我开始提笔写的时候，只花了两个半月左右就完成了。我曾经遇到过《百年孤独》的作者马尔克斯，他跟我说过一句话：当你脑子里面开始酝酿一个故事的时候，你不要马上动笔，你先去想。想得越多，这个故事就会越丰满。”

《天堂电影院》剧照

“它的开始是在我21岁刚服完兵役的时候。我回到了家乡小镇，发现唯一的电影院关门了，影院老板找了一批人去分拆，我分配到的任务就是去拆放映室里的机器。那两天时间里，我的情绪波动非常大，可以说是百感交集，好像是给我心爱的放映机办了一场葬礼。”

前一部作品《被称为教授的男人》的剧本由托纳多雷与意大利著名编剧马西莫·德·丽塔 （Massimo De Rita）合作完成，但自《天堂电影院》起，他就习惯于独自执笔。而且除了将故事拍成电影外，还会写成小说。然而，《天堂电影院》却是例外，影迷们始终没能等来它的小说版。

马可·穆勒（左）与托纳多雷在大师班上

马可·穆勒问及原因，托纳多雷透露：“说实话，我曾经想过，甚至真的开始动笔写了。但我发现《天堂电影院》是一个讲不完的故事。你看，就好像这部电影在我拍完已经过了将近四十年的今天，还是有那么多观众聚在这里观看它，我们还是一直在谈论它。所以，我想就算我想把它写成小说，肯定怎么也写不完。”

《巴阿里亚》以托纳多雷出生成长的小镇为故事背景。

不过，关于很多人将《天堂电影院》看作是托纳多雷的自传，他表示，更像他自传的作品其实是2009年的《巴阿里亚》。这也是他迄今为止成本最高的一部作品，全片用他的故乡巴格里亚当地的方言拍成。马可·穆勒特意指出，虽然故事都发生在西西里，但《天堂电影院》的对白是纯正的意大利语，《西西里的美丽传说》是带有西西里口音的意大利语，而方言版的《巴阿里亚》则是除当地人以外的意大利人都无法听懂。

“所以发行的时候，我们想了一个折中的办法，另外做了带有方言口音的意大利语配音版。后来很多人跟我说，他们看的是方言版的《巴阿里亚》，其实并非如此，他们看的已经是配过音的版本了。”

电影只有一种语言

《天堂电影院》剧照

《海上钢琴师》剧照

马可·穆勒谈及托纳多雷的作品特点，提到他总是很擅长将浪漫温馨的情节与经典的电影元素结合在一起。托纳多雷表示：“因为我是在电影院里长大的孩子，所以我一直坚持电影要去讲所有观众都能很容易理解的故事——这是我拍电影的一个原则。”随后，他补充说，“只有一次例外，就是我决心拍《幽国车站》。拍的时候我已经知道很多观众可能无法理解这部电影，但我还是想拍，因为我觉得真正热爱电影的人，是能够读懂它的。”

由热拉尔·德帕迪约（左）和罗曼·波兰斯基主演的《幽国车站》

马可·穆勒还提到托纳多雷的另一个特点是，他似乎很擅长驾驭各种语言。比如，《幽国车站》讲法语，《海上钢琴师》讲英语，而北京奥运会的时候，他还拍摄过中文的宣传片。对此，托纳多雷笑言：“我可不是什么语言大师，其实我只懂一种语言——电影语言。假如我将来要拍一部德语电影，对我来说，它就是一部讲德语方言但遵循电影语言的作品。”

“我想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：在拍《幽国车站》的时候，我会不断纠正演员热拉尔·德帕迪约如何念法语台词。等到有一天拍摄完成了，他走到我面前跟我讲了一堆话，我一句也听不懂，于是找来了翻译，原来他是想请我吃饭。后来，他就觉得很奇怪：你都跟我说了一天怎么念对白，结果你竟然不懂法语？就是这样，只要我一进入电影语境，就什么都能懂，脱离这个语境，当然就不行啦。”

托纳多雷在大师班上

结束与马可·穆勒的对谈之后，托纳多雷又一一回答了台下观众的提问。有人问道：在短视频时代，电影人该如何留住观众？“相比五十年前，现在看电影的手段变得多种多样，你可以在电视上看，在电脑上看，还可以在平板上看。这也意味着现在产出的电影的数量大大提升了。对于我们电影人来说，这绝对是机遇，我们应该充满信心才对。”托纳多雷说，“但我还是想给年轻人提一个建议：尽量去电影院看。因为大银幕的氛围感是与众不同的。”

《海上钢琴师》剧照

还有观众以《天堂电影院》中托托离开家乡，以及《海上钢琴师》中1900决定与邮轮共存亡为例，问及托纳多雷为何总是在电影中安排留下还是离开的课题。他回答说：“我想，无论离开还是留下，都是出于坚守自我。托托因为想追逐电影的梦想，所以离开了家乡；而1900他了解的世界就是那艘邮轮，外面的世界对他而言过于辽阔，所以他还是选择留下。”

托纳多雷何尝不是如此坚守自我。作为一个讲故事的大师，他明明有万千题材可以选择，但他始终选择讲述自己人生的一部分。那么多年过去了，当初那个在巴格里亚小镇上，一边拿着8毫米摄像机，一边守着放映机，一边做着电影梦的少年，仿佛从未改变。